改革中国心理健康服务关键是什么? ——我国心理健康服务供给侧的结构调整与创新一、中国经济的重大改革——供给侧的结构调整 2003年后,中国央企生产力变革变得很缓慢,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亏损面已经达到80%,产业的利润下降幅度最大,产能过剩很严重。截至2015年12月初,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这几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了70%—80%。中国供需关系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体系与需求侧严重不配套,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此外,中国的供给侧低效率,无法供给出合意的需求。因此,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供给端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寻求路径。 中国经济面临危机。关键时刻,2015年11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亲自主持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研究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城市工作。之后,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战略决策。 这个决策包括两层含义: 1、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是供给侧的问题。2、 供给侧的问题主要是供给侧的结构调整。 两年以来,成就辉煌! 实践证明,中央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 中央的决策是否适合我国的心理健康服务事业? 完全适合。我国的心理健康服务也一样存在供需关系,也可以分为“供给侧”和“需求侧”。 什么是“供给侧”? 简单说,经济学把生产的一方称为供给侧,消费的一方称为需求侧。 从心理健康服务事业来看,也是一样。 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一方称为“供给侧”。 需求和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的一方称为“需求侧”。 那么,中国心理健康服务的供给侧是谁呢? 简单说,可以分为三大力量或者三大派别。它们是:“医院派”、“学院派”和“实战派”。在这里,我使用的是社会上比较普遍的约定俗成的说法,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调查和研究。不过,这种划分背后有一种比较有力的标准,即与心理健康服务行业联系的紧密程度、在行业中现有的话语权等等。 1、医院派。即主要是指在精神疾病专业医院和三甲综合医院心理科工作,以具有处方权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为代表。临床上主要是用药物进行治疗精神疾病以及心理疾病。在社会上还有“开药派”等说法。 2、学院派。即大学心理学专业会做心理咨询的教师,以及心理学专业毕业会做心理咨询的学生。社会上一般称之为“学院派”,社会上还有“学究派”等说法。 3、实战派。即做“心理咨询”的心理健康服务工作者。自2001年人社部实行心理咨询师资格认证后,据说共有90万人拿到“心理咨询师证”。众所周知、毋庸讳言,在这个90万的数字里,水分很大,有的证书就是直接买的,或者集体作弊通过的。在90万人中,实际只有很少一部分在实际做心理咨询。但由于基数大,就算只有5%,也有4.5万人。在这一部分人中,能够完全专职做心理咨询,或者是以心理咨询的收入为生活主要来源的又是少之又少,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已经认定自己要从事心理咨询行业。他们正是“实战派”的主流和中坚力量。实战派也包括一些并没有心理咨询师证书,但有其他各种各样证书的人。之所以称他们为“实战派”,是因为他们直面心理健康服务市场,在做着满足社会对心理健康实际需求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对于形成和发展心理健康服务行业至关重要。或者说,与医院派、学院派比,他们与社会的心理健康服务市场有更深的、更直接的连接。实战派有足够的压力和动力,使他们必须在心理健康服务行业中生存和发展。从压力来看,他们不像医院派、学院派那样,有国家工资的支撑,有医院、大学这样的硬件资源,以及职务、职称等“软件”的支持。他们没有“皇粮”可吃,必须靠实战能力生存。如果他们提供的服务没有效果,或者效果不好,就不会有人找你。从动力机制来看,他们大多数是由于热爱心理学、追求心灵成长而进入心理健康服务领域的。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成长,尝到了成长的甜头,因而更加热爱心理咨询。他们除了“实战派”外,社会上还有“实力派”“社会派”“海派”“江湖派”等说法。 ——需要申明的是,我的意思不是说医院派、学院派就没有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实战能力。相反,他们中也有人有相当出色的实战能力。不过,他们在心理健康服务市场中关系,与实战派是大不一样的。另外,这部分有实战能力的人,在学院派中究竟占多大的比例,其中做过足够的长程的个案的人又有多少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中国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侧是谁? 当然是广大的国民。如果按照最全面的心理健康理论,把潜在的需求者算进去,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我把自己的心理学研究倾向称为“全人心理学”,按照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对于心理健康的理解,针对心理健康服务的实质,早在2006年我举办“心理健康万里行”大型活动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口号:“人人需要心理调整,人人可以终身成长。”我认为,在深刻的意义上,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在不同的层次上需要心理健康服务。正如我国22部位联合发出的《关于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为心理健康下的定义是:“心理健康是人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认知合理、情绪稳定、行为适当、人际和谐、适应变化的一种完好状态。”有谁能够肯定地说,自己一生中都处于这种“完好状态”呢?当然,有不少人都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进行自我调整,但谁又能够肯定地说,心理健康服务专家就再不能够为之提供帮助,或者他们在有适当心理健康服务的帮助的情况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呢? 从全人心理学的“通心”理论关于“供给侧”与“需求侧”的问题也有深入的探讨。通心理论认为,人类从事任何自己认为是积极的行为(当然也包括心理健康服务)行为,首先都要分清楚“通心者”和“通心对象”。这里的“通心者”就是“供给侧”,“通心对象”或者“被通心对象”就是“需求侧”。心理健康服务工作者是“通心者”,他们属于供给侧。当事人、来访者、咨客、案主等是“通心对象”“被通心者”,他们属于需求侧。如果心理健康服务的事情没有做好,主要是“通心者”,即“供给侧”的问题。同理,中国心理健康服务的繁荣、昌盛,也主要是供给侧的问题。需求侧的需求一直都是客观存在的。 在心理咨询行业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来自心理咨询师的抱怨,说什么现在咨询不好做,人们缺乏心理消费意识、思想保守、死要面子活受罪等等。这属于典型的缺乏“通心者”或者“供给侧”的意识。 也可以说,全人心理学关于“通心”理论的研究,从心理学的角度,支持了、补充经济学关于“供给侧”“需求侧”的理论。 二、中国心理健康服务的供给侧亟待调整 与中国大经济环境的问题类似,当前心理健康服务的结构性问题表现在供给侧结构与需求侧结构严重不协调。 关于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可以从多种理论来予以说明。这些理论不会有太大冲突。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大体可以分为: (1)严重的精神疾病。例如按照一般的说法,可以分为六类:一、精神分裂症;二、双相情感障碍;三、偏执性精神障碍;四、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五、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六、严重精神发育迟滞。这部分人有多少?按照2009年1月4日,卫生部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大概有1600万人。 (2)一般的心理障碍、心理疾病,例如神经症、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疑病症、神经衰弱以及人格问题等。这部分人有多少?按照2009年1月4日,卫生部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总人数已经超过一亿,精神疾病发病率超过7%。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后来有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这里的“精神疾病”,不只是指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的精神疾病,也包括神经症、多种焦虑症、抑郁症、人际关系障碍以及酒精、药物使用所导致的各种精神障碍和冲动控制障碍等。他们大多只会困扰当事人,而不会对周围人和社会造成危害。(参阅《环球时报》2010年06月08日)也就是说,除去严重的精神疾病,一般的心理障碍、心理疾病大概有7000万人——8000万人左右。 (3)由于成长受挫、人际关系不良或者恶化等引起的一般心理问题。例如,由于失恋、失业、考试落榜、职务、职称晋升失败、患病,以及大量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其他人际关系造成的冲突等。全人心理学的通心理论引用《黄帝内经》“痛则不通,痛则不通。”,认为,所有这些问题,皆可以归结为“不通心”造成。这些问题,一个人在一生中,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以前在没有心理健康服务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往往通过看书、散步等所谓让自己“想得开”的办法进行自我调节,或者求助于父母、亲朋好友、老师、宗教人士等。 那么,心理健康服务的供给侧的问题在哪里呢?下面谈谈粗浅认识。 (1)严重精神疾病,毫无疑问,应该主要由具有处方权的医生(医院派)来处理。问题是,他们是不是只需要那些具有处方权的医生来处理?按照世界上具有共识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在他们的神智清楚之时,对其进行心理调整,以及让其家属进行配合,效果是更好的。 但目前医院派的大多数人仅仅限于从生物模式来进行服务,不会或者不采用心理和社会模式。也就是说,他们一般只是诊断、开药。而在实际上,一般只有用药与心理调整、社会关系调整结合起来,才能够有最大治愈的可能。心理调整、社会关系调整,是实战派、学院派的特长。也就是说,对于的治疗和需求,不仅仅是医院派的事情,也包括实战派、学院派的参与。但在目前,我国并没有医院派和学院派、实战派的合作机制。目前的体制,使本来人数就非常少的医院派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使严重精神病的治愈率很低。这是供给侧需要调整的一个重要的结构问题。 (2)具有一般的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的人,例如神经症、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疑病症、神经衰弱以及人格问题等。按照现在的体制,一般这些人都是到医院就诊。对于这一类人,我的看法是能够不用药,尽量不用。对于这部分人,有不少实战派的工作者都具有行之有效的非药物治疗方法。但是,由于体制的原因,上述当事人一般只有到医院进行治疗。 我国著名心理医生丛中尖锐地指出:“ 在精神科医院门口排队挂号的病人,总是盯着医院广告栏里少数几位可以做心理治疗的医生。这几个医生,往往永远是最受病人欢迎的医生,自然也就成了全院挂号最难的医生,这几位医生的门诊号往往成为倒号黄牛们重点承揽对象。可见,越来越的社会大众需要精神科医院提供心理治疗服务!……既然精神卫生法规定:心理治疗只能在医疗机构内进行。心理治疗,是精神科医院最应该开展的重要医疗服务之一。为什么,在精神科医院,实际上又几乎都没有提供心理治疗服务呢?”(丛中:《心理治疗为什么难以在精神科医院壮大发展?》) (3)由于成长受挫、人际关系不良或者恶化等引起的一般心理问题。这部分人是心理健康服务最大的一部分。正如前面已经谈到,一个人一生中难免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就是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具有只有的需求。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后来有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神经症、多种焦虑症、抑郁症、人际关系障碍以及酒精、药物使用所导致的各种精神障碍和冲动控制障碍等。他们大多只会困扰当事人,而不会对周围人和社会造成危害。——所谓“他们大多只会困扰当事人,而不会对周围人和社会造成危害。”这话说得有一些简单、片面。“什么叫“只会困扰当事人,而不会对周围人和社会造成危害”?”人生活在社会中,“人是社会关系总和”。人首先有自己的亲密关系,包括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子女、婚恋对象等,其次还有自己工作关系,包括领导、同事、下级等。如果一个人有精神疾患,他给所有这些关系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重则造成明显的烦恼,降低其幸福感,甚至导致严重的心理负担,让生活变成折磨。 例如,举个最常见的例子。现在的抑郁症很多。有的中学生就得了抑郁症,不去上课,呆在家里不出门。父母想尽办法,挖空心思,可是越是着急,孩子的情况却越是严重。这样的父母,心情能够好吗?请问,这是“只会困扰当事人,而不会对周围人和社会造成危害”吗?再如,一个酒精依赖者,就足以毁掉整整一个家庭的幸福!这个人之所以会对酒精产生依赖,从原因来看,一定与他人际关系有问题,压力太大,缺乏幸福感有关系。而他一旦对酒精产生依赖,他就会变得更加不顾自己亲人的感受,伤害自己的亲密关系。 一个人得了精神疾患,或者有酒精依赖等,至少会影响他的父母,如果是建立了新家庭者,还应该加上配偶、子女。这就是说,一个人得了精神疾患,当然谈不上幸福感,但麻烦还远远不是他自己,一般来说,他至少还会影响两个家庭,多个人的幸福感。这样来看,从“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总人数已经超过一亿”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衍出,在中国人中,缺乏幸福感者,或者幸福感不足够者,除了有精神疾患的人外,至少总共有三亿甚至六亿! 更重要的是,那些患有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的人,他们的家人,亲密关系,往往就是重要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如果他们的这些家人、亲密关系不进行调整,或者至少是配合调整,他们就很难治愈。 面对这些庞大的需求,一般只有用心理调整、社会关系调整的方法和技能才能够解决。掌握这些方法和技能的主要是实战派、学院派。 目前国家的立法、政策的支持、经费的投入,以及其它因素所造成的各自的地位、话语权看,中国心理健康服务的供给侧存在这样的情况: 医院派是老大,学院派是老二,实战派是老三。 当然,“老大、老二、老三”这些是带点幽默的民间说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意义上简洁地反映了客观现实。这种情况是不合理的,它从多层面反映了中国心理健康服务供给侧结构的不合理。这种情况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从思想上、意识形态上看,其中包括医学本位思想、唯科学主义、崇洋媚外思想、因循守旧思想、本位主义思想、既得利益需要等等。所谓“医学本位”,是指认为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是医学科学的一种扩大和延伸的一种观念、政策、制度。西方的心理治疗、心理咨询体制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医学本位的的基础上建立的。(关于这个问题,涉及到世界临床心理学的诞生和发展历史,需要专文讨论,这里暂时不展开)而我们对于精神卫生、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服务等的理解,带有明显的、过分的西方医学本位的影响。 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就是应该把这个结构颠倒过来: 实战派是老大,学院派是老二,医院派是老三。 所谓“颠倒过来”,首先是指国家的立法、政策、投入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使这“三大派”在国家政策支持、资源分配和话语权方面有一个平衡。 例如,我国的《精神卫生法》应该进行一些相应的修改,使得实战派的地位能够提高。 丛中认为:“应该将心理学专家、心理咨询师和社工人员,引入精神科医院,为病人提供心理治疗与咨询服务,提供社会服务。精神科医院的大门,应该向心理学家、心理咨询师和社会工作者开放。”(丛中:《心理治疗为什么难以在精神科医院壮大发展?》) 丛中建议就《精神卫生法》的相应条款进行修改: 原来的“第二十三条 心理咨询人员应当提高业务素质,遵守执业规范,为社会公众提供专业化的心理咨询服务。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 修改为:“心理咨询师,可以在医疗机构内为精神障碍患者开展心理咨询工作;心理咨询师,在医疗机构外,在精神障碍患者正在接收精神科医生的药物治疗的情况下,可以同时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我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当然,它的措辞等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准确、具有操作性。这一条款所涉及的问题,是属于中国心理健康服务供给侧的一个重要的结构调整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丛中的建议是并不充分的。它仍然容易引起来自医学本位,或者说精神病治疗的“医学至上”影响的误解。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处方权的实战派有能不能、没有权力对精神病人进行治疗?我认为是可以的。在我自己的心理健康服务实践中,我就治疗好了三位精神分裂症患者。(详情另撰文汇报。)另据我们的初步了解,以及举办七届“中国应用心理学自主创新”得到的信息,实战派有能力在精神病患者在头脑清楚,能够进行基本沟通的情况下,对之进行有效的心理调整。 现有的精神卫生法规定,这一类病人只能够在精神病医院由具有处方权的精神病医生进行治疗,这是不合理的,应该进行调整,它至少已经落后于世界上关于精神病人的治疗应该是“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基本共识。——实际上,这是针对所有的疾病而言的。其它疾病尚且如此,那本来就属于精神、心理范畴的精神疾病就更应该如此了。更重要的是,一位病人在没有被确诊之前,怎么知道他是什么疾病?所以,《精神卫生法》应该增加一条,其大意可以是:“心理咨询师可以对神智清楚的精神病人进行治疗,在治疗无效的情况下,应该及时转介精神病医院。”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是,避免一些本来可以不用药,用心理调整方法就可以调整好的病人,得到及时的治疗。常常有一些病人,处于精神疾病和一般心理问题的边缘地带,一旦被送入精神病院,被诊断、贴上精神病的标签后,就迅速恶化,这种实例,时有所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上面的问题是属于制度创新的话,心理健康服务的改革还需要理论、方法的创新。实战派所面对的领域是一个独立的、更加广阔的领域,它需要有国家立法、政策、投入等更多的支持,让实战派有明确的地位和更充分的话语权。仅仅就上面丛中提的那一条建议,还应该加上:精神病医院应该把适合非药物治疗的当事人转介给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我在精神病医院里呆过一定时间,我遇到过一些病人,感觉他们本来可以不用吃药、住院的。我也接待过一些当事人,他们来之前险些被家人送进心理医院是在精神病院,其实他们的问题都远远没有那么严重,都是非药物的心理调整方法可以调整好的。 多年以来,我国心理学界已经涌现了诸多或多或少具有创新性质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其中不乏值得大力普及的东西。其中也包括全人心理学的“通心”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这些理论、方法的创新表现在何处,已经在其它地方有所论述。为了促进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我们已经发起,以自助公益的非盈利的方式,一连七年,共举办了七届“中国应用心理学自主创新论坛”。 这些理论、方法和技术需要有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心理学界应该展开关于有相关的评价标准和机制的讨论,尽量取得一些共识,让那些确实有创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能够有机会有更大的影响。 三、为什么要重视供给侧的“实战派”?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发起的2017年心理咨询师北京宣言指出:“建立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和精神专科三方紧密协作的渠道,力保每个来访者都能在必要时得到通道服务,实现有效的转介,获得所需的心理疾患治疗和心理危机干预。” 说得很好!不过,这里的“转介”,应该是“双向转介”,即不仅是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向精神专科的转介,也包括精神专科向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的转介。 所谓“实战派”面对的是最广大的需求对象。由实战派中真正有水平的从业者所形成的主流,会促进诞生一个真正的心理健康服务的朝阳产业。 心理健康服务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有没有能够做长程个案的咨询师?因为只有长程个案,才能够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最大的深远的影响。 如果一个人接受心理健康服务,他还没有完成人格的发展的转化,其效果比较容易是短暂的、表皮的,甚至会复发的。而这必须有长程的调整才能够完成。 著名精神分析治疗师霍大同说,他做个案,一个疗程一年半,一个疗程才能够使当事人的症状消除。要四年半的时间才能够使其人格有转化。这是经验之谈。——当然,这个过程完全是可以缩短的,这另外的话题了。 据我一些范围很小的了解(没有条件做抽样调查),能够接长程个案的,还是“实战派”居多。 如何重视中国心理健康服务供给侧的“实战派”? 1、希望国家尽快出台相关的立法和政策,给实战派乃至拿了心理咨询师证的人一个实实在在的、比较通透的说法。例如,2017年9月,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认证,之前没有任何说明、打预防针,之后也没有一个详细的说法,多少弄得有一些人心浮动,产生一定不安情绪。 2、希望国内的几大学会,踏踏实实地把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抓起来。对实战派(当然也包括其他两派)中成绩突出的、有创新的,应该予以鼓励。他们应该在学会、协会中有一定的地位和话语权。 3、实战派自己要有自主、自立、自强意识。你的咨询做得好,遵守职业道德,服务对象愿意买你的单,你就是“大爷”,不要总想找一个“婆婆”来依靠。丢掉证书崇拜,不断提升水平才是王道。 四、心理健康服务的发展应该多元化 心理健康服务业,应该是应用心理学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领域。心理健康服务人员的范围,不仅是指从事精神病治疗、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的人,也包括从事其它的心理健康服务的人。所谓心理咨询师意义上的心理健康服务,固然是当前心理健康服务最大的一支力量,但也并不是唯一的。 中国的心理健康事业的发展,供给侧的调整,不能够把眼睛只盯在心理咨询师的培训和发展上,而应该走多元化的发展道路。 2005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推出了一些全国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其中有一些涉及到心理健康服务,例如:“心理顾问”“心理教练”“亲子关系培训师”“婚姻家庭咨询师”“沟通管理师”等。其中,“沟通管理师”是我们开展的项目。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这些培训项目,它们到底对于推动心理服务业的发展和多元化有没有什么作用?有什么作用?这些项目进行了若干年,有没有人对于它们的效果做出评估?我没有研究,在这里先提出这些问题。根据我的一些观察,我认为多多少少是有一定作用的。 心理服务业之所以要多元化,是由于人类的状态的多元化,人类需求的多元化。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在今天,中国的心理服务业,正在向多元化发展,是一个事实,实际上也符合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产业发展以及中国人心理发展的某种规律。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一个社会能够生机勃勃地发展,必须要具有相应的职业流动。我国心理健康服务的多元化,一方面体现了适应国民状态的变化,一方面,也体现了一种必要的职业流动、职业竞争。关于新的心理服务的项目在不断地增加,一些喜欢心理服务工作、并且适合搞心理服务的人也不断从其它行业转入心理服务业。 心理健康服务业的多元化发展,必然带来激烈的竞争。但竞争分为恶性竞争与良性竞争。大家都可能有过这种体验,在心理学界,存在着一些贬低他人、抬高自己的情况。所谓“同行是冤家”,在心理健康服务业也难以幸免。我以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者如果不能够克服这句咒语,也至少应该有更好的方式和意识来避免。当前,我们发起举办“中国心理健康服务创新”论坛,也正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平等、开放交流的平台,正是为了促进良性的竞争。例如,如果关于心理健康服务的效果能够引起普遍的讨论,大家能够取得一些共识,或者至少有一个发表意见的渠道,这本身就是向良性竞争接近了一步。 多元化发展,这也是我从事心理学工作几十年的切身体验,在做了差不多2000个案例后,我感觉我们做的实际工作,与现有的心理健康服务都有较大差异,如果要说是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也许比较切近。但我们涉猎的学科,已经远远跨出了心理学,涉及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也许还包括从量子力学等现代科学发展受到的启发。我们称自己所做的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为“通心辅导”。 中国的心理健康事业的发展,供给侧的调整,走多元化的道路,也包括心理健康服务人员的培养、培训。在这一点我不同意一些人的看法,简单地模仿西方的模式。 例如,社会工作是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的一门新职业,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心理服务的内容。我理解,社会工作大量的事情都是在做沟通,或者解决社会中人们在沟通中出现的问题。 看看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所学的功课是这些: 专业基础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工作概论、社会统计学 、社会调查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实务、人类行为与环境、社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异常心理学。 其他课程:社会保障概论、中国社会思想史、心理咨询、犯罪心理学、组织社会学、青少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残障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社会问题概论、社会政策、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等。 看了这些一大堆课程,不由得有一些担心。国家花了大量钱财,让学生学习这些课程,到底收益如何?有什么效果呢?在当前我国的社会工作的实践中,这些课程中有哪些东西能够真正用得上?另外,在这些课程中,没有看到有关于沟通的课程,社会工作者,没有扎实的沟通能力,又如何能很好地开展工作?由于我对于大学教育理论脱离实际印象极深,苦于学生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学习大量一辈子都可能没有用的东西,不由得不提出质疑。 看上面的课程有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实务,这些课程与沟通行为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有没有讲沟通的内容?我设想(仅仅是设想,因为我并没有对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的教学做专门的调查),与其这样,不如专门开一门沟通的课程,其它课程的内容很多都可以调整、压缩、精简、合并。 社会工作者的培养学员创新。在此,我再大胆地提出一个想法,如果把“通心”作为社会工作学习的一门主要的课程,将会大大缩短培训社会工作者的时间,提高他们的胜任力。这样,为国家可以节约大量经费、资源,为个人可以节约大量时间、金钱、精力。也让他们在社会上真正发挥作用。 关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有效的“共同要素”问题,国内外已经有一定的讨论,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而全人心理学对此也有探索,其精髓是:心理服务、心理健康服务的“充分必要条件”就只有一个,这就是“通心”。在这里,为了更确切地表达,我使用了逻辑学的概念“充分必要条件”,即满足了A,必然导致B。或者有B,可以反推是由于有A。 所谓通心的行为,有三个要件,称为“通心的黄金三要件”,即: 1、清晰自己。即清晰自己的立场和状态。 2、换位体验。即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体验对方的情绪与状态。 3、有效影响。即以对方能够接受甚至乐意接受的方式影响对方。 “通心”可以简化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培训,如果把重点放在培训学生通心,学制可以大大缩短。例如,我们在常州开放大学搞的关于“通心辅导师”培训的试点研究,就支持了我们的说法:做心理健康服务工作,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繁琐的、大量的培训,只需要掌握“通心”即可。大学生们,经过30个小时的培训,就可以做“通心辅导”。当然,这里没有包括心灵成长方面所需要的时间。(另文详谈) 解决心理健康的问题,不光是心理学的任务,它是涉及很多学科,很多领域的复杂的问题。中华民族的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例如,心理健康服务要本土化,如何能够把心理健康服务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对此我还有一个初步的看法,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说在实验心理学方面,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会有优势外,在心理治疗、心理调整、心理服务上,或者说,在改变人的心理和行为,帮助人成长方面,西方的心理服务工作者未必就有优势。即使具有什么优势,未必就适合中国国情。 心理健康服务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它的对象是人,心理服务水平的高低,关键取决于心理健康服务工作者的通心力,那么,他们的国籍,以及所在的国家的经济、文化状况、心理学发达程度和普及程度显然就不是最重要因素。 如何认识心理健康服务?如何借鉴西方的经验?面对心理健康服务之一主题,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地位和作用?如何在心理健康服务中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些也都是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 例如,我认为22部位联合发出的《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在谈及“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性时说:“心理健康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这里的说法还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它本身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大目的之一。因为心理健康的本身就反映了人们的幸福感和生存质量。这样来看待“心理健康”的作用和地位,应该才更加符合党和国家“以人为本”的精神。 另外,《指导意见》还说:“心理健康服务是运用心理学及医学的理论和方法,预防或减少各类心理行为问题,促进心理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主要包括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心理咨询、心理疾病治疗、心理危机干预等。” 我认为,“心理健康服务”所涉及的学科,不仅限于心理学和医学。它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跨学科的概念和问题,包括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美学、文化学、宗教学等。因此,进行心理健康服务,不仅限于心理学和医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包括运用这些学科的精髓。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关于心理健康的论述,也应该继承和发扬。另外,心理学、医学都是比较笼统的概念。它们的实际外延相当广泛。心理学有各种各样的流派,医学也有不同的模式。在现有的心理学、医学的研究中,大量的研究成果离实际的应用都有一定距离。当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跨界。例如,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主要成就是行为科学,或者说,密切与心理学相关。而2001年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奖则是一位心理学家所获得。 总之,我们认为,供给侧结构的调整,是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改革的一个关键。调整的结果应该包括,社会出现一个更加公平、有序的环境,能够促进心理健康服务领域的良性竞争和互相交流。而不是行业垄断,或者山头林立,互不交往、沟通。一个成熟的行业,必须要有充分的良性的竞争为基础。 (注:本文是探索性的文章,未经详细的调查、统计。欢迎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在精神病医生中,也有不少对心理治疗、心理调整感兴趣的。2008年前后,我先后三次到云南省心理卫生中心举办全人心理学工作坊,每次都至少举办两个工作坊。其中有的是专门针对精神病医生。在工作坊中,我现场演示对精神病人的心理调整。我的工作坊引起了精神病医生的极大兴趣。其后,云南省心理卫生中心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时间,有心理卫生中心和医院领导和骨干参加,选择了一位病人,再次让我演示对精神分裂症的心理调整。 在精神卫生法公布前,我偶尔接过几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配合他们吃药的情况下,我用通心辅导的方法治疗了三位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经多次回访,情况稳定。我的初步看法是,精神分裂症,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有极大的可能性治愈。这两个条件是:1、在亲密关系中。有一位具有强烈愿望让患者治疗好的人。2、患者在吃药或者不吃药的情况下,头脑清楚到能够与咨询师进行基本的交流。由于我的方法的高效、治本,我被云南省心理卫生中心、云南省传染病医院聘为心理治疗的督导和顾问。 2017年10月17日稿 许金声原创 全人心理学学员排版 |